扩内需如何发挥消费基础作用和投资关键作用

发布时间：2025-07-06 14:16:44 来源：枉费心机网 作者：探索

作者： 滕泰 张海冰

2022年12月中共中央、扩内国务院发布的需何消费《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提出，要发挥“消费的发挥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当月召开的基础键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作用资关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和投扩大内需已经成为目前稳增长的扩内首要任务。在新形势下，需何消费扩大内需不能再走老路，发挥必须对消费基础作用和投资关键作用有深入的基础键作认识，才能更好地发挥超大市场的作用资关作用，为中国经济提供强劲的和投需求侧动力。

正确理解消费的扩内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

所有产品和服务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只有供给与最终需求相遇，需何消费才真正实现了价值。发挥从这个角度来说，消费在总需求中处于基础和主导地位是正常经济的状态；而投资需求占比过高，则是赶超阶段、经济起飞阶段为了扩大投资而压缩人们的消费的非正常阶段特征。

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普遍在70%以上，如2020年美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为82%，欧盟为74%，日本为75%，韩国为64%，印度为73%。

从中国的数据来看，2021年最终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刚刚达到55%，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5.43%。如果要达到正常的市场经济的水平，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最终消费在GDP中的占比未来还有20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空间。

1970年代以来，美国最终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一直保持了震荡向上的趋势，2000年以后基本维持在80%以上，而资本形成占比则整体呈现下行趋势，目前维持在20%左右。

而从中国的数据来看，随着快速工业化进程的渡过，资本形成总额占比已经开始出现见顶迹象，最终消费占比也已经开始触底上升，有望进入类似美国1970年代以后最终消费占比持续增长，成为需求侧主要动力的阶段。

如何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

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一定要确立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消费的经济观念，只有为消费而生产才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才有终极意义，因此在走过特定积累阶段和起飞阶段后，必须持续提高消费在GDP的占比，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的占比。

根据测算，美国2020年个人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为83.55%，2021年为79.92%，而中国为44.91%和43.34%。2021年，中国GDP总额为114万亿元，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有49.6万亿元。此外，印度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超过70%，德国等高福利欧洲国家略低一些，但是也高于60%。受中国影响，全球这个数据的平均值是60%。

假定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是60%，而不是43%，那么2022年约120万亿元的GDP中，居民可支配总额就是72万亿元，而不是52万亿元，如果多出来20万亿元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国的消费还会不会像当前这样低迷？如果消费繁荣了，企业产品需求旺盛，经济循环畅通了，中国经济当然会更好。

考虑到国民收入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短期稳增长的政策至少不要扭曲正常的经济增长结构。在当前经济增速持续下行、收入增速持续下行、人口增速持续下行的大背景下，2023年扩大内需、稳增长的财政预算安排中，用于促消费的预算安排要与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和基础作用、发展趋势相适应。目前中国最终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已经达到55%，在扩大内需、稳增长的财政资源配置上，至少应当与这一比重相适应。

遗憾的是，疫情以来的过去几年，我们在增长的财政预算安排上，远远没有遵循这一原则。

2020年，面对疫情对消费和服务业的严重冲击，我们不是全力提振消费、促进服务业恢复，而是片面强调搞投资和制造业复产复工，结果造成当年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高达91%，而消费贡献为负，还加剧了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和供给过剩，并造成2021年下半年以来的持续经济下行压力。

202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家预算内资金推算数据为4.9万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家预算内资金的金额最后一次发布是2017年，为3.87万亿元，2021年数据是根据此后发布的同比增长数据估算而得），2021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额也达到约4.9万亿元，总计约为10万亿元。而用于补贴居民消费的财政预算基本为零。

2022年，我们用于稳增长、扩大内需的财政预算资金仍然几乎全部花在投资方向上。2023年，鉴于中央已经提出“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把稳定和扩大消费放在优先位置”，在最终消费占GDP比重约为54.4%、资本形成占GDP比重约为43.9%（2021年数据）的背景下，能否设想把原本全部花费在投资领域的10万亿元财政资金中分出5万亿~6万亿元，用于补贴居民收入、拉动消费呢？

当然，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除了改革国民收入分配、重新安排扩大内需的预算比例，还要建立、推动与消费相适应的机制。在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阶段，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从上到下的投资驱动相关决策和执行机制——从中央决策部门到国家发改委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固定资产投资司、基础设施发展司，财政部预算司、经济建设司，再到地方政府，也有一套围绕选项目、报项目、批项目和投项目的决策机制和执行团队。在这样的决策观念和决策体制下，以投资项目为核心的稳增长计划，不但在中央层面决策毫无障碍、容易通过，而且也能够获得实施的机制和财力保证。然而，我们对于促消费的相关决策和执行机制，还有待建立和完善。

多年来，我们曾经针对特定商品的消费补贴（包括免税），如家电补贴、汽车购置税减免等，2008年时的家电下乡等做法也曾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然而，针对特定商品的补贴，因为大部分利益落到生产企业手里，结果不但没有促进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并扩大内需，反而因为补贴了生产，从而造成更大的产能过剩、生产过剩，加剧了需求不足的矛盾。

为了扩大内需，畅通中国经济内循环，未来促消费的机制和政策，应该从收入端入手，长期致力于促进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的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短期完善直接发钱、发消费券等从收入端促消费的工作机制。

如何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

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首先要对于中国已经过度依靠投资拉动有更深刻的认识，主动压缩政府性投资规模，减少挤出效应，将资金转移到扩大消费需求上。2021年，中国GDP规模为114万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完成额为55.29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48.34%；而同期美国、欧洲等国投资占GDP的比重只有20%，印度这一比重为27%。假定未来10年中国GDP增长为4%~5%，则10年后中国GDP将增长到150万亿~180万亿元，如果中国用十年时间把投资率降到正常的20%~25%的水平，那么十年后中国每年新增投资规模也只有30万亿~40万亿元。从当前的每年55万亿元，到十年后的每年三四十万亿元，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量未来不可能保持高增长，甚至未来将不可避免地出现零增长、负增长。

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必须减少和消除无效投资，增加有效投资和关键投资。政策性投资在选择项目时，需要以“微观有效益、宏观有乘数”为标准。从微观效益来看，既要追求民生、环保等社会和生态效益，更要注重投资回报为正的经济效益；从宏观乘数来看，增加一笔投资，都应该创造3倍以上的市场需求，尤其要依靠和带动民间投资。

首先，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要重视项目投资回报。如果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投资由市场主体自主决定，那么项目决策必然要考察投资回报率，投资回报率如果低于融资利率，或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项目大概率被否决。而财政主导的投资往往因为有一定的社会效益而忽略了投资回报，从而导致大量资金投向无效项目、低效项目，这是对财政资源的极大浪费，结果不但加重地方政府债务负担，长期还会酿成系统性风险。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应当牢牢把握住“不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投资标准，及追求社会效益，也要讲求经济效益。

其次，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要注重乘数效应，要找到高乘数的投资项目和投资领域。早在2014年，中国北方省份就出现了一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超过该省GDP的情况，说明一元钱的固定资产投资下去，还产生不了一元钱的GDP，乘数效应小于1。而当前每一元钱的财政资金如果用来发消费券，可以带来3到5倍的乘数效应。建议未来政府财政资金主导的基本建设投资项目，一定要评估其乘数效应，最好不低于3倍。

再次，发挥投资关键作用，要带动和依靠民间投资。2016年以来，民间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例逐渐进入下降走势，从之前的80%以上，下降到在疫情之前的60.58%，以及现在的55%左右。其中既有民间投资逐利而动的周期性因素，也不能排除结构性因素和体制性因素的影响，例如民营企业在获取资金、土地等要素上的成本过高、部分行业仍然存在民企进入的“玻璃门”，等等。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从制度上、法律上、政策上、舆论上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发改委等部门也发文支持民间投资。为了提振民营经济信心、促进民营投资，还应全面检查并取消涉及民营企业的不合理投资限制和各种潜规则，加快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和财政项目对民营企业的欠款支付，从货币政策方面，尽快运用降息等价格型工具，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

总之，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是新时期我国扩大内需的重大战略转变，是顺应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型、满足人民美好需要、畅通内循环的必然要求。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必须建立数量和比例的指标，并从深化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扩大内需的财政预算安排上做出具体的改革安排，作为保证；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也必须建立政府投资的质量指标，把有效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宏观上有乘数、微观上有效益，还要依靠和带动民间投资。

（滕泰系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海冰系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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