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家信托公司自营资产平均不良率为8.61%！

发布时间：2025-07-06 07:25:25 来源：枉费心机网 作者：综合

来源：上海信托圈

8月12日普华永道《2022年中国不良资产管理行业改革与发展白皮书》发布，家信均白皮书指出，司自目前我国不良资产行业正在从资产“不良”至行业“不良”转变，营资房地产、产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良率中小金融机构、家信均信托行业以及非金融企业成为信用风险的司自主要来源。AMC的营资功能定位也将从不良资产风险化解转变到困境机构风险化解。

来源丨《2022年中国不良资产管理行业改革与发展白皮书》

不良资产行业趋势

从资产不良转变到行业不良

据普华永道统计，产平2021年中国不良资产整体规模约为5.88万亿元，良率较2020年增加6700亿元，家信均同比增长12.86%。司自

从不良资产分布来源看，营资2021年，产平非银金融机构不良资产规模达到1.57万亿，良率同比增长38%，如此大规模增加主要来源于房地产信托；非金融企业的不良资产规模为1.46万亿，同比增加6.57%；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规模2.85万亿，同比增加5.39%。

从不良资产来源上看，非银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规模占比从2020年的22%提升到27%，而商业银行从52%下降至48%。

在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供应上，股份制商业银行出包量仍然保持最多，大型商业银行出包量减少，城商行出包量显著增加。此外，不良资产供给出现地区分化趋势，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不良资产供给出现萎缩，而欠发达地区不良资产供给有所增加。

不良资产交易价格整体平稳，但地区分化也较为明显。经济较发达、交易较活跃、司法效率更高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不良资产包价格保持稳定甚至出现小幅反弹；而欠发达、交易不太活跃的中西部地区，资产包价格延续稳中有降的趋势。

面对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不良资产二级市场参与者收购意愿下降，不良资产处置难度增加，处置周期拉长，处置回收率平均水平进一步下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提高周转效率来以量补价的趋势较为明显。

从不良资产购买方来看，2021年商业银行转出不良资产规模为4018亿，五大AMC收购占比50%，地方AMC收购占比27%，而非持牌AMC收购占比22%。

普华永道指出，当前的信用风险来源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市场、中小银行金融机构、信托行业、地方融资平台和经营出现困难的非金融企业等领域。而我国的不良资产行业也从资产“不良”转变到行业”不良“。

一、房地产行业：2021年，房地产企业销售逐渐转弱，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在三、四线城市出现较大幅度下滑。融资方面，地产开发贷款增速下降，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余额增速也持续放缓。受到“三条红线”等政策的影响，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对房企的融资支持较为审慎，房企海外债券发行持续低迷。多家大型开发商流动性出现困难，进而导致债务违约；部分在建项目停工，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部分房企“保交楼”压力较大。未来一个阶段，预计监管部门将继续推进房企债务风险防范化解，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在“房住不炒”的前提下，因城施策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压实地方政府责任，保交楼、稳民生。

二、中小银行金融机构：据人民银行统计，我国目前共有中小银行3，991家，包括城市商业银行147家，农合机构（包含 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农信社） 2，196家，村镇银行1，651家，总资产约92万亿元，占银行业总资产比例为29%。人民银行2021年四季度银行业金融机构评级结果显示，参与评级的128家城市商业银行中有10%的机构为高风险机构，资产占全部城商行的3%。相比其他类型银行机构，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信社和村镇银行风险最高，高风险机构数量为289家，占全部高风险机构的93%。

近年来，中小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不断加大。近期，银保监会强调要推动中小银行不良贷款处置支持政策措施落地实施。数据显示，2017至2021年，我国累计处置中小银行不良贷款5.3万亿元。然而，受内外部风险累积影响，部分中小银行不良率仍然高企，风险事件频发，甚至出现高管腐败、大股东操纵等违法违规事件，对区域金融稳定形成挑战。典型案例包括2019年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接管包商银行，2020年锦州银行进行财务重组等。

三、信托行业：2020至2021年间，信托业出现了较为集中的风险暴露。一些信托公司被接管，少数公司信托业务开展困难。媒体报道称，根据信托公司披露的2021年年报，60家信托公司自营不良资产规模合计同比增加21%，而全行业自营资产同比增速只有6.12%。60家信托公司自营资产平均不良率为8.61%，较2020年提高1.15个百分点。

未来影响信托行业发展的政策因素还包括：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规范房：地产融资，防控房地产金融风险；信托业务去通道、去嵌套等。信托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等领域的占比预计将继续下降，而信托风险资产规模仍有上升趋势。

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财政部数据显示，2021年，由于房企拿地相对谨慎，作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主要偿债 资金来源的土地出让收入同比涨幅仅有3.5%，而2020年同比涨幅15.9%。地方融资平台偿债压力较大。作为主要承担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的融资平台公司，目前负债规模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例较大，在某些省份甚至超过300%，加之平台公司投资期限较长，存在期限错配和潜在债务风险。监管部门近期表示，将继续配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形债务风险。但部分地方融资平台仍然存在债务责权不明、财务管理不严、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内控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容易滋生风险。

五、非金融企业：在疫情冲击和产业链、供应链受到破坏的情况下，非金融企业生产经营和盈利能力减弱。杠杆率较高的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进而可能导致债务违约。国家出台一揽子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和助企纾困的政策，随着具体措施的逐步落实，受到疫情冲击的非金融企业经营状况整体料将有所改善，但部分非金融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杠杆率较高企业的信用风险仍需持续关注。

AMC进入3.0时代：新主营业务拓宽

白皮书指出，过去20年，以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为起点，我国不良资产管理行业经历了从承接政策性业务到商业化转型的“1.0阶段”，从综合化经营管理到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崛起的“2.0阶段”，如今正迈入第三个十年的发展历程。

“近年来，我国中小金融机构不良贷款规模上升，重点领域信用风险进一步暴露，金融改革化险的需求进一步增加。不良资产管理行业也被赋予了助力改革化险的新使命。” 普华永道中国金融业主管合伙人张立钧表示，资产管理公司需要面对不断变化的新环境，在未来继续发挥金融稳定器和经济下行风险缓冲器的独特作用，响应监管部门的号召，通过多种途径参与化解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的金融风险。

银保监会于2022年6月发布的62号文在保证AMC合规、合法、深耕金融风险化解主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AMC的业务范围，扩大对“不良资产”业务的认定范围和标准，即金融机构可以将涉及债委会项目、债务人已进入破产程序、已逾期90天以上的本金或利息等权益、已出现违约的公开市场债券；因疫情影响延期还本付息后再次出现逾期的资产或相关抵债资产等五大类金融资产转让给AMC。

2022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盘活存量 资产扩大有效投资的意见》（国办发[2022]19号文），确立了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在盘活不良资产中的关键作用，对不良业务管理范围给予了更大的灵活性和政策支持，包括：

支持资产管理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积极参与盘活存量资产，鼓励符合条件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 发行债券融资，解决负债久期与资产久期错配等问题； 

支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不良收购处置、实质性重组、市场化债转股等方式盘活闲置低效资产；

存量资产与不良资产和风险资产相比，其风险前瞻性上更进一步， 政策的落地也需要对存量资产做出更加清晰明确的范围定义、业务指引和监管办法，凸显风险预警的前瞻性。

已出现流动性风险的但未发生实质性逾期的企业：如通过借新还旧、展期等方式暂时性解决短期流动性缺口的企业；负债率较高、资本充足率不足的企业。

财政经济薄弱的区域，如地方政府债务率较高、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较大的地区；

存在重大涉诉案件或负面新闻的企业等。

AMC面临资金、合规以及

风险化解能力诸多挑战

目前，不良资产来源从“两高一剩”等传统行业想更多领域扩展，不良资产处置难度加大、周期拉长；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增速落后于不良资产增速，严重限制资产管理公司承接能力，面对大面积集中风险暴露的整合能力也有待提升；新阶段资产管理公司需要面对的不仅是资产包或简单提供流动性，更是扩展至整个机构的纾困和盘活资产、化解风险的能力，同时行业“强监管”成为常态，资产管理公司需要持续加强风险管控和内控合规管理能力。

白皮书认为，“3.0 阶段”资产管理公司的四大功能定位变化：一是从金融牌照全面开花到回归聚焦“新”主业；二是从不良资产风险化解到困境机构风险化解；三是金融风险化解从大型机构下沉至中小机构；四是属地性监管向全国性监管协同迈进。

在此新功能定位下，资产管理公司需要提升五方面的能力：切实提升风险定价能力；利用多元手段增强市场处置能力；增强融资能力、优化负债结构；以“强监管”要求强化内控管理能力；加强人才储备与专业团队建设能力。

普华永道表示，为更好地聚焦“新”主业，构建“大不良”格局，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还需要多方的支持与鼓励。普华永道认为，当前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在发债、拆解等方面仍面临一定程度的限制，需要进一步拓展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比如，可以拓宽“专项债”的发行领域，鼓励资产支持证券发行，适当降低资产管理公司债券在商业银行的资本权重。

普华永道还提出鼓励社会资本进入不良资产管理行业，丰富资产管理公司的股权结构，增强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和资金实力。与此同时，完善相关政策配套，增强司法保障，并进一步研究放宽对资产管理公司主业的限制，区分情景以制定更具弹性的集中度标准与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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